7月22日下午14-18时，美国汉学家大会“汉学史与汉学教育研究（分论坛I））”于世界汉学中心澳洲厅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1位教师及硕博生进行发言分享。分论坛上半场由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陈浩主持，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与美国罗伦斯大学副教授范莉洁（Brigid Elisabeth VANCE）评议。

　　主旨演讲

　　上半场发言

　　王银泉（南京农业大学）

　　题目：汉学研究的史实精准性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银泉以《黄帝内经》英译史、利玛窦译《论语》、《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为例，考证《医学史年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文献，探讨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典籍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传教士将中国典籍带回欧洲翻译出版的问题。王银泉教授提到具体的翻译实例，如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翻译《中庸》的经历，并举例说明不同版本《中庸》的差异。王银泉教授表示，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于如何理解和诠释儒家经典的争议进一步助推了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发展态势。王银泉教授强调了对历史文献和翻译工作的准确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很多关于传教士和翻译工作的说法缺乏依据，呼吁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方法，讲究史论结合，其中史实的考据必须是研究的根本基础和必要前提，以免造成以讹传讹的学术不端。

　　任大援（北京外国语大学）

　　题目：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转向及其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任大援的发言概述了汉学发展的三个关键阶段及其内在联系。他首先介绍了17至18世纪的传教士阶段的高潮时期，但随着“礼仪之争”和耶稣会的解散，以天主教修会主导的汉学走向式微。19世纪的新汉学阶段出现两条主线：一是法兰西学院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于1814年成立，二是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启了英美汉学的基础。这一时期，西方汉学的主力从天主教修会转向大学领域和新教体系，并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和科学进步的背景下，形成了西方汉学的第二个高潮。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更加深入和专业化，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中国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任大援教授还谈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或区域研究阶段，批评现代中国学缺乏对传统汉学语文学的重视，导致研究中的错误和缺陷；强调汉学研究必须重视语文学的传统和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避免割裂和忽视传统汉学的精髓。

　　王芳（青岛大学）

　　题目：知识权威的焦虑：汉学家学术型翻译的另一面

　　青岛大学讲师王芳探讨了汉学家在学术型翻译中面临的知识权威焦虑及其影响。学术型翻译不仅是翻译过程，还是知识生产过程。汉学家通过添加大量注释，力求准确传达原文信息，这种翻译方式使译文承载大量知识信息。这种厚译法虽然满足了专家学者的需求，但却增加了普通读者的负担。这种翻译方法被视为中国文学翻译的标准，汉学家在评价他人译作时，注重历史信息的准确性、注释的充足性和译文的忠实性。学术型翻译成为汉学界的知识范型，不采取这种方法的译文往往被视为不符合学术标准。学术型翻译也反映了汉学家对知识权威身份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翻译文本和翻译批评中体现，进一步强化了学界对学术型翻译的重视。

　　肖清（江南大学）

　　题目：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美国汉学界的早期中国书写研究

　　江南大学讲师肖清在发言中强调，汉学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通过对中国的系统性、深度性研究，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尽管在专业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以“西方视角”为主体，对中国进行单向质询。肖清介绍了柯马丁融合仪式理论与文化记忆理论，展开对早期中国与古希腊书写的文明互释，避免对口传与书写孰轻孰重下定论，而是从具体实例出发进行跨文明解读。肖清认为，汉学应与其他人文学科持续对话，以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汉学不再是单向的对“中国”的研究，而是多方参与互构、探寻中国与世界接合的方法论路径，展现了汉学在全球知识语境中的自我革新。

　　胡涛（北京外国语大学）

　　题目：异域的金桃：从劳费尔到薛爱华的古典汉学研究转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胡涛在发言中系统地介绍了两位重要的汉学家——伯索德·劳费尔和薛爱华。劳费尔的代表作《中国伊朗编》通过对比语言学的方法，从词源角度探究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物种传播及其文化意义。劳费尔强调结合东方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知识，重视实证研究，具有批判性思维，但部分虚构成分缺乏可靠性。薛爱华则在劳费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异域植物在唐朝的文化表达，其代表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强调将物质文化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劳费尔和薛爱华在研究中国古代外来文明时都延续了古典汉学的研究范式，但薛爱华更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强调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展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互动性。

　　上半场评议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强调了学术性注释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和文化的翻译。他指出，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加入注释，以便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否则读者难以理解。张西平教授还提到，注释的必要性源于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系统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中国的翻译界应总结这些经验，特别是在处理像《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等外国经典文本时，诗歌翻译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的理解方式，否则会失去原本的风格。张西平教授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还需要学术性注释来帮助读者理解文本背景。他建议在汉学研究中，将个别学者的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展示其学术贡献。此外，张西平教授强调在硕士研究阶段，应深入研究一个汉学家的经典文本，通过细读和语言学习，获得扎实的学术训练。他建议在汉学研究中，不仅要补充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还要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上，理解和承认外国学者的贡献，从而更全面地推进汉学研究。

　　美国罗伦斯大学副教授范莉洁的评议涵盖了教学方法、翻译理论以及技术进步对教育的影响，提供了对这些领域深入的见解和实践建议。她表示，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互动，可以帮助学生跨越文化差异，建立对目标文化的感知。她讨论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还涉及到文化背景和历史的传递。她提到翻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并探讨了如何在教学中解决这些问题。范莉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策略，包括如何利用多媒体材料和互动式活动来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她建议在课堂上使用这些工具来补充传统的教学方法。她讨论了AI和新翻译工具对翻译和教学的影响，指出这些工具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对文化细节理解的不足。因此，学生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并结合人工审校来确保翻译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