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6年前的这一天，日军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戮。在那至暗时刻，德国人约翰·拉贝奋力保护中国人，并写下《拉贝日记》，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

近日，“世界汉学（中国学）的当代发展” 中外学者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约翰·拉贝先生的嫡孙、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受世界汉学中心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发表题为“拉贝家族与中国的友谊”演讲。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为托马斯·拉贝教授颁发聘书，聘请其为世界汉学中心“高级顾问”。

论坛期间，托马斯·拉贝在世界汉学中心（一带一路研究院）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拉贝家族四代人跨越百余年的中国情缘。

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内的约翰·拉贝雕像。

祖父从未想过放弃保护南京的平民百姓

1908年8月2日，从小就对中国深感兴趣的约翰·拉贝搭乘火车从德国汉堡出发，几经辗转，到达北京，开启“中国之旅”。“总有人问我，祖父来到北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天坛。”托马斯·拉贝说。

到中国后，约翰·拉贝就职于西门子公司北京办事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拉贝没有离开中国，“我的祖父说服了当时的中国官员，让他继续待在中国。因为他可以继续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托马斯·拉贝说。然而，随着德国战败，1919年约翰·拉贝无奈被遣送回国。

一年后，再返中国的约翰·拉贝一待就是数十年，这期间与妻子生儿育女，度过了美满而难忘的时光。“在祖父离开中国的时间里，他的中国朋友们将他的房子和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祖父回来后，他们热情拥抱他，欢迎他回家。”托马斯·拉贝说，中国人的热情和常年在华生活经历，让祖父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情意。

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展览上，约翰·拉贝与夫人的合照资料图。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短短两个月内杀害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当时南京战火纷飞，许多富人、政府、高官等都撤到了汉口(武汉)，但仍有许多南京民众无依无靠，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持他们离开这里。”托马斯·拉贝说，“祖父和家人们在中国生活了30年，为西门子公司工作了25年，他的儿孙都在北京出生，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同事。在他看来，保护他们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他觉得必须留下来。”

今天，回忆起这段历史，托马斯·拉贝仍为他的祖父感到担惊受怕，“他随时可能被空袭或被入侵士兵威胁，并且，患有糖尿病的他无法得到常用的胰岛素，也没有食物和干净的水，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健康。”但即便是面对这些“生死考验”，祖父也从未想过放弃保护公司里的中国雇员和南京的平民百姓。

托马斯·拉贝表示，祖父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你夜里曾坐在一个避难所里，在日军的炸弹袭来时抓着身边人的手，不远处还有瑟瑟发抖的中国儿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留下并帮助这里的人”。

位于南京小粉桥的拉贝故居。

为尽力庇护中国民众，阻止日军大屠杀继续蔓延，留在南京的约翰·拉贝与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主席。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供25万多中国人在此避难。

不仅如此，约翰·拉贝还开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与后面的德国学校及几座较小的建筑形成一个建筑综合体，称“西门子保护区”。“祖父让他的员工、工匠，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避难，他还叫人把门打开，让所有人都可以进来，在这里，他收留了650多名平民。”

在战争年代，以个人之力保护成千上万民众堪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祖父依旧为救助中国民众在战火中不停奔走。”托马斯·拉贝说，数月间，祖父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不断向日军抗议，甚至向当时德国元首希特勒发送电报寻求帮助。直至1938年2月，迫于德国压力，约翰·拉贝被遣送回国。离开之际，他仍不忘嘱托安全区的负责人士保护好中国的受难民众，并将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平安护送到香港。

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展览上，约翰·拉贝在南京安全委员会办公的资料图。

2000多页《拉贝日记》揭露日军残忍罪行

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约翰·拉贝，是人道主义的践行者，是中国人心中的“南京好人”，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1938年，回到德国的约翰·拉贝仍不忘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真相奔走，“在柏林，祖父做了几次关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演讲，却因此被认定破坏德日两国关系，遭受牢狱之苦。释放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不再谈论南京。”托马斯·拉贝边说边无奈地摊手，“战争结束后祖父患了重病，他无法胜任重体力劳动，只能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于是他们一家人挤在出租屋内，用从中国带回的古董和家用物品换取土豆作为食物，勉强维持生计。”

1948年，约翰·拉贝晚年生活艰难、全家食不果腹的消息传到中国，南京人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展开募捐，“祖父收到了来自南京的2000美元，在当时那是很大一笔钱，足以解决燃眉之急。”托马斯·拉贝说。不仅如此，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托人在瑞士买了4包食品带给祖父，祖父在随后寄给沈怡的信中写道，“我们大人都靠干面包与汤度日，最近连面包都难以得到了，您一定想得到，获得食物包裹对我的意义何等重大！”。1950年，约翰·拉贝因病去世，这封信至今仍被珍藏在南京市档案馆里。

2019年9月，北京，《大爱生命 追求和平——约翰·拉贝在中国三十年事迹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直至1996年，生于中国的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还在为南京“讨公道”而努力，为中国伸张正义。美国纽约举行的南京大屠杀纪念会上，莱因哈特夫人首次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公之于世，日军侵华暴行在被封印半个世纪后，终于呈现于世人眼前，“南京好人”也终于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1997年，《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揭露了那场血腥残暴、灰暗至极的真实历史，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也成为日军南京罪行的有力证据。

“祖父去世前，将《拉贝日记》及所有历史文献资料交由我的父亲奥托·拉贝继承，父亲又把它们交给了我。2016年，我将《拉贝日记》的手稿捐献中国国家档案馆，如今它们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托马斯·拉贝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抹杀，我们要正视历史、了解历史。

2002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简介中写道，“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在柏林西郊的拉贝墓园内，黑白墓碑前方的纪念碑上用中德两国文字刻着“感恩——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人道主义善举！中国南京”。

2020年12月，南京，《命运与共——约翰·拉贝及家族与中国的友谊》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一封求援信触动中国，数万只口罩紧急驰援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托马斯·拉贝写信向中国驻德大使馆求援，希望中国能援助一批药物给德国海德堡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他说，“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帮助我们。”

中国驻德大使馆接到来信后紧急调集物资，中国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浙江一家医药企业当即决定免费赠药，南京市政府同时筹得几万只口罩和上百套防护服，通过中国专机运往德国。2020年4月21日，中国驻德大使馆工作人员自柏林驱车700公里，将物资交到了海德堡市政府和托马斯·拉贝的手中。

83年前的舍命相护，83年后的守望相助。一箱箱抗疫物资见证着中国人民与拉贝家族间的不朽友谊。

2020年4月21日，托马斯·拉贝和海德堡市政府代表接受来自中国的物资捐赠。

此外，作为妇产科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合作，为推进中德两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与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主任阮祥燕教授及她的团队一起，我们合作了多个国际项目，创建了中德妇产科学会，并帮助北京妇产医院先后创建了中国首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国际生育力保护中心、亚洲首家欧洲认证国际跨学科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心等。”托马斯·拉贝说。

在他看来，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中德两国的医学发展，就是对祖父最好的纪念。“大家如果比较我和我祖父的发型，可以看到是很相似的，我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可能以后我也需要研究如何让头发浓密些。”托马斯·拉贝说道，从他的眉眼中依稀可见他祖父的影子，只言片语间，约翰·拉贝的音容仿佛穿越历史，萦绕眼前耳际。

在托马斯·拉贝看来，祖父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他树立了榜样。在他位于海德堡的居所旁，托马斯·拉贝与夫人成立了第一所约翰·拉贝交流中心。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6所，托马斯·拉贝每年都会到各个交流中心做专题讲座，以期弘扬约翰·拉贝的人道主义精神，传递中国人民的情谊。

2020年12月，《命运与共——约翰·拉贝及家族与中国的友谊》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

“遗憾的是，祖父在我出生前一年去世，我没能和他见上一面。但我的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儿时在中国的经历和祖父的故事。”托马斯·拉贝说。

“虽然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我父亲奥托·拉贝的中文很好，他出生于北京，中文是跟保姆学的。当我问父亲，你的中文怎么样时，他说他可以用中文和别人解释为什么地球是圆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托马斯·拉贝说。

从约翰·拉贝开始，拉贝家族与中国的情缘已延续四代人。“我的儿子今年25岁，是企业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他正在努力学习中文，2025年，他将来中国学习一年，祖父所遵循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曾搭建起的友谊之桥，将由他延续下去。”托马斯·拉贝说。(完）

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之孙，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主席，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国妇科内分泌和生殖医学协会主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客座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2001年起投身于推动中德和平事业及两国在妇产科学、妇科内分泌学、生殖医学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合作研究。同时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合作，先后参与建立了多个医学中心，为中德两国医学交流做出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