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莉·克拉拉 匈中友好协会会长 匈牙利文学翻译家 Q 请谈谈您的中国文学翻译感受。 克拉拉:我从事翻译工作已经20年了,翻译了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世事如烟》《活着》。此外也翻译了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的文学作品。 做翻译时,我总是在寻找正确的平衡方法。因为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翻译,也是意义和文化翻译。因此,翻译时不光要注重语言的转换,还要关注文本的情感、语气的表达。这是文学翻译最美的地方,也是文学翻译比商业翻译、政治翻译更难的地方。因此,即使是在不翻译时,我也在不断思考如何措辞的问题。 例如,我用时半年翻译余华的《活着》,在翻译第一遍时,我先是用查字典的方式,在电脑里进行翻译。在翻译第二遍时,我开始细化文本,把文本中所有不认识的词查出来。第三遍我不再看中文原文,只看匈牙利版的译文予以核对。所以我每次翻译一部小说,都会读至少三遍,这就是我的翻译方式。 匈牙利语与汉语差别很大,这为文学翻译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例如,刘震云在书中喜欢大量使用重复,匈牙利人却不喜欢这样。在匈牙利语中,很难找到一种让这种重复变得有趣的翻译方式。因此,在翻译刘震云的书时,我会花很长时间来找到匈牙利语中的对应表达。我不想让翻译的痕迹太重,希望读者能够拥有非常流畅的阅读体验。 图为克拉拉的部分译作 在翻译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时,“我不是潘金莲”这一题目是我译过的最难的题目。最初我采用音译,但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最终采用了《金瓶梅》中另一位在匈牙利耳熟能详的人物的名字。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不好翻,因为“许三观”也是名字。因此书名中如果出现匈牙利读者不熟悉的外国人名,书一般都不好卖。而“我不是潘金莲”那个翻法,对匈牙利读者来说,就很吸引人。 同时,在翻译时,我也在不断学习,年轻作家、网络作家他们往往会使用一些俚语和年轻人的语言。所以翻译的过程中,我总是在学习新的东西。如《狼图腾》就涉及两种文化,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蒙古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内蒙古地区的动植物,而我在城市长大,对这些并不熟悉。为了翻译好这本书,我还参加了关于蒙古民族研究的讲座。在这些不断地学习当中,我的中国文化知识也在不断地得到积累,所以翻译是我触摸中国的一种绝佳方式。 —— 摘自“世界汉学家口述史”访谈片段 ——
2024-12-24
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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