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原为作者为201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三卷本）所撰序言，分别追溯了“汉学”（sinology）与“文论”两个核心概念在中西不同学术语境中的历史来源、定义特征、命题谱系，以便为全书的写作规划出一个有效的指意范围。此外，也对该书的编辑过程、体例等做了说明。

关键词：汉学 sinology 中国学 文论

以“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作为项目的标题，即已显示了我们对自己研究范围与目标的大致限定，更明确一些讲，也就是对海外学者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一种再研究。鉴于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与此相关的话题表现出的日益递进的兴趣，本课题意在通过知识学上的追踪，比较全面地展示出该领域的历史进程，及穿梭与流动其间的各种大小论题，已取得的主要成就等，并冀望借此而将对之的研究推进一大步。

诚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像题目中所示的“汉学”与“文论”这样的术语又都不会是一种含义十分确定，并可现成直接使用的概念，而是长期以来便存在着判说上的分歧，进而涉及在具体的学术操作过程中如何把握话题边界等的问题，并非可以模糊处之，绕行不顾的。选择怎样的一种命名，或赋予这些命名何种意义，不仅要求充分考虑指涉对象的属性，然也同时会取决于研究者对之的认知与态度等。有籍于此，我们也希望在进入文本的全面展示之前，首先为业已择定的几个关键概念的使用清理出一能够容身的通道，以便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不再为因之带来的歧解或疑惑所纠缠。

一、为什么是“汉学”？

目前我们习惯上使用的“汉学”一语，译自英语“Sinology”。虽然“Sinology”在早期还不是一个涵盖世界各地区同类研究的一个称谓，但至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汉学日益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心，遂逐渐演变为甚为流行的一个概念，甚至于也为东亚地区的学者所受纳。仅就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同时如果又将之译成“汉学”，那么至少还会涉及两个不甚明了的问题，一是在西语的语境中，“Sinology”这一概念的最初出现主要反映出了怎样一种意识，并在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为什么在起初便将这一西语名词对译成了“汉学”，而不是译作“中国学”或其他术语，以致于造成了目前对之的各种争议？如果我们能对这两个问题有所解答，并为之梳理出一个可供理解与认同的思路，进而在其间（中外两种表述）寻找到某些合适的对应点，那么也就可以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做出限定性的解释，及使我们的研究取得一个合理展开的框架。

总起来看，海外对中国的研究进程因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有迟早之别，比如像日本与韩国等的研究便先于欧美等其他地区，甚至可以溯至唐代或唐以前。然而，正如目前学界一般认同的，如将“Sinology”或“汉学”这一近代以来出现的称谓视作一种学科性的标记，则对之起源的考察大致有两个可供参照的依据，一是于正式的大学体制内设立相应教席的情况；二是“Sinology”这一示范性概念的提出与确立。关于专业教学席位的设立，一般都会追溯自法国在1814年于法兰西学院建立的“汉语及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教席”（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s-mandchoues），随后则在英（1837）、俄（1837）、荷（1875）、美（1877）、德（1909）等国的大学中也相继开设了类似的以讲授与研究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种）及其文献为主的教席。后来的学者在述及各国汉学史的发生时，往往会将这些事件作为“Sinology”（汉学）正式确立的标志，似乎并没有存在太多的疑义。

关于“Sinology”这一术语的缘起，一般认为也源自19世纪初的法文。据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考订，在1838年英文中首先出现的是“Sinologist”（Sinologue，汉学家）这一语词，用以指称一种专门化的职业，但尚不属于对学科的命名。虽然这个解释已被学界广为采信，但似并不十分准确，据V. Andreae 与John Geiger所撰Bibliotheca Sinologica（《汉字文法书广总目》，原书的汉文题名即如此）的记录，在更早即有几种西文读物在书名中使用过同类概念，如J. Klaproth于1810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材料，其标题为：Drei Schreiben an Herrn Sinologues Berolinensis（Dr. Montucci），另有一册由W. Lauterbach于1827年在巴黎出版的读物，标题为Méprises singulières de quelques Sinologues，都标上了“Sinologue”一词。是否还有更早的事例，也可再做探索。此后，在英文版《中国丛报》1849年18卷8月号上刊登的一个西方汉学书目《有关中国的著述目录》（List of Works upon China）中，也出现过Sinologue这个词语。

但作为学科性概念的“Sinology”在欧洲的流行，据当时资料的反映，应是当在19世纪60-70年代。这一线索是可通过追索而描绘出来的，如上举V. Andreae与 John Geiger于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ologica，在正副标题中即用了“Sinologica”与“Sinologischen”这样两个术语，来概述广泛多样的汉学书籍。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作者还使用了如“Sinologen”、“ Sinologische”、“ Sinologie”等概念，以指称“汉学”或“汉学的”。“汉学家”在这篇序言中则以“Sinologischer”来表示。伟烈亚力（A. Wylie）在其1867年以英文撰写并出版的《中国文献注解》（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序言”中，也使用了Sinology的概念（并与Sinologue对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出现在英文版《中国评论》上的几篇文章，即发表于1873年第1期上的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撰写的《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同年第3期上以“J.C.”之名发表的《汉学是一种科学吗？》（Is Sinology A Science?），已明确地将“Sinology”当做学科的用语加以讨论，从而也刺激与加速了这一概念的传播。从欧德理等所述及的内容看，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将已然出现的专业汉学与此前的所谓“业余汉学”区分开来，并通过后缀“-ology”以使之成为一门在学术体制内能够翘首立足的“学科”。他如几年后在《中国评论》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汉学或汉学家”（Sinology or Sinologist，1876）的小文中所述的，经过将法文中的“Sinologue”移换为英文中的“Sinologist”，研究中国的专家也就可与在其他学科中的专家如“语文学家”（philologist）、“埃及学家”（Egyptologist）、“鸟类学家”（ornithologist）等齐肩而立。由此可知，在当时，Sinology也是为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学科性归化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同时也会带有了某种排他性），因此而与在大学中设置专业教席的行为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它们共同催生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从研究的范畴上看，尤其从这些所设教席的名称上便可知悉，基本上是以讲授与研究语言文学为主的，比如法兰西学院的教席冠以的用语是“语言文学”，英国早期几个大学所设的教席也冠以类似的名目，如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所设的教席是“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牛津与剑桥大学等所设的教席称为“Professor of Chinese”，其他诸国初设的教席名称大多类似，这也与其时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传统与习则，以及大学基础教育的特点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对“语言”与“文学”的概念仍应当做更为宽泛一些的理解，比如，所谓的“语言”并非单指词汇、语法等的研究，而是更需要从“philology”（语文学）的意义上来知解之。所谓的“文学”（或“中文”），事实上含括了各种杂多性文类在内的书写文献，毕竟当时在西方也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往往多倾向于将Sinology视为一种基于传统语言文献的研究类型。

当然，尽管对形式化标志（教席与名称）的描绘是有意义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除了所设教席与“Sinology”之间存在的裂隙之外，在“中国学”这一学科概念尚未正式在学术体制中确立之前，或者说在被笼统地概称为Sinology的时代，有几种混杂或边界并不确定的现象也务须注意到。其一是尽管汉语文献的确已成为此期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跨语种的研究始终存在于“Sinology”这一名目下，这当然也与“Sino-”的指称范围有关,即其从早期始便非专指汉族，而是笼统地指称一界限模糊的“大中国区域”。19世纪前（即“前汉学”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如张诚、白晋、钱德明等兼擅几种境内语言的事例似不必多提，即便是法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也是取鞑靼语、满语与汉语并置设位的，座主雷慕沙（Abel Rémusat）及其哲嗣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的著述均反映出了对多语系的熟练掌握，而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擅长数种“中国”境内（周边）多语种的汉学家更是不可胜数，并在后来均是被归在“Sinology”的名目之下的。二是跨时段的研究，这是指在对传统古典文献的研究之外，海外对中国当时国情的研究也不乏其著，这在下文还会提及；三是跨体制的研究，即便是在强势性的“专业汉学”概念初步确立之后，所谓的“业余汉学”并未由此消失，而是仍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成果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这种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既然如此，“Sinology”尽管会被赋予一个相对确定的含义，但也会呈示出边界的模糊性。尤其是因为存在着跨语种（同时也是跨种族）研究的现象，当我们将“Sinology”转译为“汉学”这一看似含有确定族性特征，也在范畴上也更为狭隘的对应语时，的确很难不遭人诟病，并使这一译名从一开始便带上了难以遽然消弭的歧义。以故，后来也有学者提出当用“中国学”这一称谓来更正中译“汉学”一语的不足。

关于另一相关概念即“中国学”的称谓，日本近代以来有“东洋学”、“支那学”等提法，在研究范围上含摄古今，其中，至少“支那学”是可对应于“中国学”的。“支那学”的出现固然反映出了日本学界试图更新旧有中国研究模式的明确意识，然而从概念上讲，“支那”的称名与西语中的“Sinae”、“China”等实出同源，并且是由西文转译过来的，因此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同样也有用“支那学”的汉语术语来对译或界说欧洲汉学的，并非为日本学界所独持。再就是，作为一种相对新一些的研究模式，其在方法上也与受其时欧洲汉学的影响有甚密之关系。

与之同时，中国学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也存在着常用“中国学”指称海外同类研究的现象，在多数情况下，与当时错用的“汉学”概念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然对于西方出现的“Chinese Studies”，国内后来多直译为“中国学”，并一般将之归功于二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发明，视为一种新范式的开端，并以为可借此更替具有欧洲传统特色的“Sinology”的治学模式。毫无疑问，Chinese Studies的出现所带来的学术转型是可以通过梳理勾勒出来的，但是如果限于笼统的判识，也会引起一些误解。譬如说，一是，所谓的将对中国的研究从汉民族扩展至对整个“国家”地域的囊括，这点其实在我们以上描述40年代之前“Sinology”的概况时已有辨析，并非为新的范式所独据，而早期费氏等人在研究中所凭借的也还主要限于汉语文献（甚至于不比早期“Sinology”的研究范围更广）。二是，所谓的始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纳入到了研究的视野之中，这其实也如上述，是19世纪西人中国研究本有的范畴，勿论那些大量印行的旨在描述与研究中国政体、商贸、交通、农业、外事等的著述，即便是从19世纪来华人士所办的外文期刊如《中国丛报》《中国评论》《皇家亚洲文会会刊》等中，也可窥知西人对这些实践领域所持的广泛兴趣了。以此而言，要想将“Chinese Studies”与“Sinology”做一时段与内涵上的分明切割，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在我看来，美国战后新兴的中国学的最主要贡献，或更在于其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面向的研究明确地移植进了学科的体制之中，从而打破了以传统文献研究或语言文献为主要旨趣的“Sinology”在体制内长期称雄的格局，而此也正好接应了当时在美国兴起的社会科学理论（同时既称为“科学”，又称为“理论”），并借此而获得了一些新的探索工具。

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再次注意到的是，“中国学”这一范型的最初构建便是携有强烈的实用化动机的，又多会偏向于在特定的“国家”利益框架下选择课题，从而带有“国情”研究、甚至于新殖民研究的一些特点，早期日本著名支那学专家如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的所谓“中国学”研究同样未能免脱这一径路，并非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可以完全称之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当然，“中国学”也一直处于自身的模式转换之中，因此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一连续体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各种重大变动。与之同时，虽然“中国学”所造成的影响已于今天为各国学者所认同与步趋，但并不等于说“Sinology”就随之而消隐至历史的深处，尤其在人文学科中，不仅这一命名仍然为当代许多学者所频繁使用，而且如做细致地窥察，也能见其自身在所谓的“中国学”范畴以外，仍然沿着原有轨道往下强劲延伸的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并在经历了多次理念上的涤荡与方法论上的扩充之后，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就此而言，在比较确定的层次上，也可将赓续至今的以传统语言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继续称作“Sinology”。[23]当然，有时其也会与“Chinese Studies”的治学模式含混地交叠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些史学研究领域中。

由上述可知，“Sinology”这一命名，至少会与“Chinese Studies”、中译语的“汉学”、中译语的“中国学”这三个概念存在着意义上的纠葛关系，四者之间均很难直接对应，尽管语义上的缝隙仍有大小之别。中国学者也曾于这一问题上多有分辨，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就目前来看，还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这多少也是由概念史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在此情形之下，相对而言，也按照已经形成的惯例，将“Sinology”译成“汉学”，并与“Chinese Studies”或中译语的“中国学”有所区别仍是一种最为可取的方式。在这样一种分疏之下，鉴于本项目所针对的是海外学者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而海外的这一研究针对的又是汉语言典籍（不涉及境内的其他语种），因此即便是从狭义汉学的角度看，也不会超出其定义的边界，不至引起太多的误解。再就是，本项目涉及的这段学术史，除了依实际情况会将20世纪以来的研究作为重点，也会溯自之前海外学者对中国文论的一些研究情况。至少在早期的语境中，西方的这一类研究尚处在“Sinology”的概念时段之中，因此以“汉学”来指称之也是更为妥帖的。这也如同即便我们允许用“中国学”的术语来统称其后发生的学术活动，但用之来表述20世纪前的研究，则无疑还会是甚为别扭的。 

二、什么样的“文论”？

“文论”这一概念同样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既是因为“文学”与“文论”的语义均是处于历史变动之中的，也是因为对“文论”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解说。

“文学”概念的变化似不需要在此详加讨论了，而“文论”概念的变化，如不是限定于目前既有的称名，而是从更大的学科谱系上来看，就中国而言，根据我们的考察，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命说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言说时期，略称为“诗文评”，这一名称行用于晚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后被《四库总目（提要）》列为集部中一支目之后，使得过去散逸在分类学系统之外的各种诗话、文则、品评、论著、题解等有了一个统一的归属，尽管收录难免有显庞杂，然也大致显示了试图为传统相关领域划分与确定畛域的某种意识。第二阶段是现代言说时期，以陈钟凡1927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公认的标志，始而通用“批评（史）”的命名，后如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等民国间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也均是以这一概念来冠名自己的著作的。“批评”的术语似延续了古典言说时期的部分含义，但正如陈钟凡所述，实源自于西语中的“批评”，因此在使用中也必然会贯注入西方批评学的主要理念，比如将散逸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归纳与整合，在“批评”概念的统一关照与指导下将来自于各文类的、更为多样的文学批评史料纳入其中，并同时排除掉那些在诗话等中的非文学性史料，以现代的思维方式重新梳理与评述传统知识对象等，由此将批评史打造成一有自身逻辑体系的新的学科范型。第三个阶段，大约从40年代始萌蘖并历经一较长过渡，至80年代初而最终确立了以“文论”（“文学理论”）为导向性话语的当代言说系统。“文论”或“文学理论”遂成为学科命名的核心语词，这也与西方同一领域中所发生的概念转换趋势是可衔接的。与此理论性的冲动相关，一方面是大量哲学、美学的论说被援入体系的构建中,甚至于将之作为支撑整个体系性论说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不断地从相关史料中寻绎与抽取理论化的要素，使之满足于抽象思辨的需要。受之影响，该期对传统对象的研究也一般都会以“文论史”的概念来命名之。相对于批评史而言，“文论”的概念也会带有更强的意义上的受控性与排他性，从而使得过去被包括在“批评史”范畴下的许多史料内容进而被删汰至言说系统以外。

由以上梳理可知，文论或文论史概念的确立，并非就是沿批评与批评史的概念顺势以下，可与此前的言说模式无缝对接，而是包含有新的企图，即从批评史的概念中分身出来，并通过扩大与批评史之间的裂隙，对原有的学科进行再疆域化的重建。关于这点，中西学者都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并曾为此提出过一套解释性的框架。在罗根泽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撰者以为从更完整的视野上看，西语的“criticism”不应当像此前国人所理解的只有“裁判”的意思，而是应当扩大至包含有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若当如此，我们也就有了狭义与广义两套关于批评的界说，而广义的界说是能够将狭义的界说涵容在内的。以此而复审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从总体上而言，当将之视为广义性的即偏重于理论的造诣，以故，若循名质实，便应当将“批评”二字改为“评论”。很显然，罗根泽的这一论述已始有意地突出“理论”的向度，但为遵循旧例，仍选择了“批评”的概念命其所著。

在西方，对后期汉学中的文学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的有韦勒克、艾布拉姆斯等所做的分疏，这自然也与此期西方开始从前期的各种“批评”转向热衷于“理论”的趋势密切有关。在194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韦勒克即将“文学理论”看做是一种区别于“文学批评”的智力形态，并认为在文学研究的大区域内，“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分，是至为重要的。”其后来撰写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一文，又再次重申了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尽管理论的构建也需要争取到批评的辅助，但换一个视角看，“批评家的意见、等级的划分和判断也由于他的理论而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为此将理论视为是隐藏在批评背后的另一套关联性原则，具有统摄批评的作用。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与韦勒克相近，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着力点则是试图阐明“所有的批评都预设了理论”，即前辈们所完成的各种批评著述，都是隐含了某种理论结构的，以故，我们也可以借助理论来重新勾勒出这些批评活动的特征，或统一名之为“批评理论”，从而进一步将理论的价值安置在批评之上。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刘若愚在撰述其声名甚显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时，在演述其著作的构架时便明确地表示同时参照了韦勒克与艾布拉姆斯的学说，以为可根据韦勒克的建议，在传统通行的两分法的基础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再将文学批评分割为实际的批评与理论的批评两大部分，从而构成一个三分法的解说框架。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意见，“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以形成“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这也是他将自己的论著取名是“文学理论”而不是“文学批评”的主要理由。与刘若愚发布以上论述差不多同时，在西方汉学的多个领域中出现了以理论为研究旨趣的强劲趋势，无独有偶，中国国内的研究也始正式迈入了一个以大写的“文论”为标榜的时代。

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文论”（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史）也还主要是一迟延性的概念，并非一可以含括从起始至终结，以致永久不变的全称性定义。在历史系谱中曾经出现的每一个定义，不仅均显示了其在分类学上的特殊设定，而且也指向各有所不同的话语实践。尽管某种“理论性”也许会像一条隐线那样穿梭于诸如“诗文评”或“文学批评”等的历史言说中，以致我们可以将之提取出来，并权用“文论”的概念去统观这段更长的历史，然也如上已述，这种“理论性”依然是被不同的意识、材料与规则等组合在多种有所差异的赋名活动中的，由此也造成了意义的延宕，这也要求我们能以更开放的姿态去怀拥时间之流推向我们的各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及在此思想的流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表述，这既是指原发性的中国文论，也是指汉学系谱中对中国文论的研究。

此外，从研究的实况看，大约自90年代伊始，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际汉学界，在相关领域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国内为例，像“文学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文化诗学”等概念的相继提出，便均意在避开原先“文论”概念所划定的区域而绕道以进，其中也涉及到如何在多重场域中重新勘定文论边界等的问题。在新的研究理念中，这些场域被看做或是可由思想史，或是可由观念史与文化史等所形构的，它们当然也是被不同的理解方式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承认有“文学思想”（literary thought）、或“文学观念”（literary idea）或“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等更具统合性的场域的存在，那么也意味着在这些视域的探索中可以重组引起定义的关联性法则。其中之一，比如，也可以至文学史及其作品中去寻找各种“理论”的条理。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象，绝大部分文学制品的生产是可以不受某种诗学观、文论观的影响而独立形成的。文学史与、批评史、文论史的展开也是一个相互提供“意识”的过程，因而至少在文学作品中也同样会隐含有关文学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理念等。甚至于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如宇文所安所曾指出的，像曹丕的《论文》、欧阳修的《诗话》、以及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本身便是文学作品。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也就可以突破以批评史或文论史“原典”为限的分界，将从文学史文本中去“发现文论”的研究一并纳入文论研究的范围。再有一种新的趋势，便是当学者们试图用某种理论去审视传统的文献资源（sources）时，也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去重构对之的规则性解释，即将历史资源再理论化或再文论化。这里涉及的理论可以是文学研究系统中的如新批评、叙事学等，也可以是某些文化理论如性别理论、书写理论、媒介理论、翻译理论等，后者之所以能够被移植入文学或文论的研究中，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文本”（“文”）的中介，而文本又可被视为是某种“想象性”构造的产物。这种“建构文论”的方式在习惯了实证模式的眼睛中或许显得有些异类，但其实有一大批中国传统文论也是据此而形成的。其结果也使得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变得愈益模糊了。

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学理观的出现，“文论”的本质主义假设受到了来自于多方的挑战。在90年代之后的汉学领域中，为严格的学科化方式所界定的文论研究已始渐次退位，由此也打开了一个重新识别与定义文论的协议空间。一方面是文论愈益被置于其所产生的各种场域、语境之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是对理论的诉求也在日益递增，从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以后理论或后文论为主要言述特征的时代，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论研究的第四期。既然如此，同时也是兼顾整个概念史的演变历程，便有必要调整我们对“文论”的界说，以便将更为多样的实验包含在项目的实施之中。为了遵循概念使用上的习惯，当然仍旧可以取用文论这一术语，但我们所意指的已经不是那个狭义的、为第三阶段言说而单独确认的那个文论，而是包容此前或此后的各种话语实践，并可以多层次方式加以展示的广义的文论，尽管根据实际的情况，前者仍然会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而正是在疏通了以上两大概念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从容地去从事下一步的工作……

三、附带的说明

本课题初议之时，即幸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并经申报列入部属重大科研项目之中。我们希望在一个全景式的视域下展现出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丰富面相，并为之而设计成三个研究单元：欧洲卷、东亚卷、英美卷，分别由张哲俊教授、方维规教授与我担纲主持，在统一拟定的框架下各行其职，分身入流。

就几大区域对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历史来看，东亚（主要是日本与韩国）无疑是最早涉足其中的。中国、日本与韩国等均处在东亚文化交流圈中，这种地域上的就近性给日韩等对中国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先行性的条件，即便是在20世纪之后，东亚诸国的研究出现了融入国际的一些趋势，但仍然会受其内部学术惯力的影响与制约，而形成一独具特色的谱系。随后出现的是近代欧洲汉学及其对中国文学、文论的研究，将这一大的地理板块视为一个整体，也是一般所常见的，似无需多加论证。但同时因各不同国家的学术研究以及知识形态也会受到自身语言、机制等方面的规定性限制，多会保留自有的一些特点，并呈现出多系脉并发的路径。英国的汉学与文论研究，从主要的方面看，在最初是嵌入在欧洲这一知识与文化共同体之中的，特殊性并不是特别明显，然而由于20世纪之后北美汉学的崛起，两地在语言上的一致及由此引起的频繁沟通，遂为后者所部分地裹挟，从一个粗略的框架上看，也可将两地区的研究置于一起梳理。以上即我们进行各卷划分与内部调配的主要根据。与之同时，正因各大区域之间在文论研究方面存在的种种差异，各分卷主编在设计其编写规划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并非要求在步调上完全一致。当然，本书的撰写，也受到一些客观条件，尤其是语种上的约束，尽管我们也邀请到了目前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与韩国等地的一些学者参与到项目的撰写中，却无法将所有地区与国家的研究都囊括于内，但遗缺的部分毕竟是有限的。

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他者”对中国的研究，即便是在一般性知识组织的层面上，也会呈示出与中国的本土性研究有所不同，或差异甚大的特点，也正因此，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必将是十分丰富的。关于这点，许多国内学者都已有大量的阐述，可略而不论。然而，如果对这一形态做更深入的思考，则又会触及一文化与知识“身份”的问题，有一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首先是身体上然后是观念等上的界分，规定了这些异域的学者在对“中国”这一外部客体加以凝视时所取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态度又是潜伏于意识深处，并需要借助自反性追踪才有可能发现的。而我们对之所做的研究也不出例外，等于是从“界”的另一端，再次凝视异方的他者，由此而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也是附加在前一个他者之上的他者。像这样一些研究，要想彻底担保自身研究的真确性与权威性，并为对方所认可，显然是会存在着一定困难的，即使是在貌似严整的知识性梳理之中，也免不了会带入某种主体的习性。但是，如果将理解作为一种前提，那么两个他者之间也可能产生一种目光的对流，在逐渐克服陌生感与区隔感之后，于交错的互视中取得一些会意的融通。这，或许也是本项目所期望于攫取的另外一点效果吧！是以为记。

因篇幅问题，此处注释省略。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