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的《世界汉学研究》（第一辑）。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为《世界汉学研究》作序时提到，汉学是融通中西的重要学术桥梁，汉学家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互学、相亲相习的文化先导，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灯塔和路基。为进一步加强汉学研究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学术导向作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出版了《世界汉学研究》，旨在联通全球汉学资源，充分彰显汉学家在学术研究和智库方面的影响力。

《世界汉学研究》将把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重要的学术方针，秉持开放的立场和原则，致力于对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汉学解读。

作者：【俄罗斯】凤玲

现代儒学在深化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多元现代观。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改革所创造的现代性和独创性，是传统与创新、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现实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立场是相当宽容的，它的前提是每个文明都有权走自己的道路，培养自己的现代性。

这种意识形态看似与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未来的理念相抵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揭示了中国多元统一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可以追溯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思想。结果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人类面临新挑战，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大同”这一古老思想的重新诠释和补充。

乍眼一看，如果要在主张统一和多样性的哲学范畴与极为迫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之间，确定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相关的联系，看上去似乎有人为操作的嫌疑。的确，如果我们仅仅囿于概念的条条框框之内，说政治领域受务实的思维方式和自主意志来驱动，是一个狭义的专业化活动领域的话，那么我们感受世界的时候，就应该把世界视为本质上统一、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的对象。

其实，如果从文明视角切入，就会看出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尤其是近几年以来，这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人们不仅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国家，更习惯将中国理解为一种文明型国家。文明的视角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的认识做出了解答，那就是：中国进行的改革不是局部的，改革不仅仅在社会、经济或技术层面，而是具有全面性，就其基础来说是改变文明的。因此，一种新型思维激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向“开放系统”的创造性转变。这种新型思维推动了新一轮的讨论：讨论多重现代性、现代化设计的多元化、转型过程的文明性质和中国的文明视角，讨论寻找调动内部精神资源发展自己的方式、激发“传统的活力”、中国道路的性质，以及为特殊类型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必要性等问题，从而让这种特殊类型的发展能够确保文化和文明的传统模式延绵不断、持续发展，以便在21世纪保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这一广泛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特殊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摩擦在本质上也是文明的“对抗”，中国也深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文明“对抗”的结果。当然，这不是萨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文明冲突论是他创建的理论）骨子里的“文明冲突”，而是理解了一点，即现代性类型或隐或显地促成相应的价值体系，在这里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是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况且，单极世界就是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又被视为真正文明的唯一模式而硬生生地移动着，但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建立在民族利己主义基础上的，是一种把零和博弈当做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准则。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为人类提出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表述是对人文主义的礼赞，是文化和文明世界维护人类本体论的内在价值的胜利，同时又是正义与和谐的胜利。

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一个物质对象都不可能游离于整体世界而完全绝缘。出乎意料的是，西方政客也会赞同这一论断，的确，他们会把这种相互联系的性质解释为“弱者依赖于强者”。中国人把这种普遍联系解释为相互依存、相互协作、共同致富，一旦如此，大家都是共赢者，而如果从哲学上讲，这基于中庸原则所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客体关系，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联系。

“一切皆在万物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对辩证法的理解，将事物的普遍联系及其发展作为一种学说，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运动、矛盾和发展的学说。也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在儒家思想中，辅以因认识到差异和多样性而产生的精神统一性原则：亦即“和而不同”——这也完全符合传统儒家思想的追求。

儒家把世界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需要社会宇宙的秩序，整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是建立在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原则之上的。

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其任何部分（文化、政治、经济、贸易、科学等）的任何影响，本质上都具有道德的性质，因为它导致这个世界的客观转变，这与我们密不可分，也关系到人本身的切身利益。为什么这种影响的性质、这种影响的思想体系，其实质内容以及对所采取行动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空前增加，这些原因极其不言而喻了。

这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本身的道德背景，可以追溯到儒家道德政治学说的源头，即道德要求。即使是在现阶段的国家和文化-文明互动中，这种道德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中国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在这种互动中做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早已不再是区域性质，而往往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

中国的政治学说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对道德的理解，并建立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按照新儒学的原则，和谐的道德和伦理要素应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应渗透到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所有互动和关系的各个层面。

习近平在讲话和报告中一再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把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文明的成就，而且还有不受控制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全球性挑战。如今，挑战的数量、规模和严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挑战与核武器发展、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地球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饥饿、各种疾病、环境污染的普遍问题和资源枯竭等相关。

人类需要实现全面协调，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全球治理、加强自觉因素、提高对话作用、达成妥协、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互惠互利和释放善意。在人类实现全面协调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粗暴践踏社会公正原则的这一单极世界模式。中国扎根于合作共赢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模式，以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

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吸收了过去世界建设发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步是以建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维护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文明模式为宗旨。

在这一理念下，中国呼吁放弃文明冲突的鼓噪，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零和博弈，冲破其他固化观念，并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开始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本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谋求共同发展，以相互尊重、平等、公正和互利合作的精神制定新型国际关系的标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被纳入联合国决议的官方文件中，这也足以证明这一理念已得到世界的认可。

五百多年前，新儒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直到今天，它还具有生命力。已经开始付诸实践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证实了这一点。全面合作和共同命运理念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 “一带一路”倡议。迄今为止，它已经通过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为欧亚经济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前提条件。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正在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的联系，从而在世界各国平等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国际关系范式。

 2017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2013年，我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他补充说：“‘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

  最后，我想表达以下想法。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和谐与正义可以表现于非常不同的层面：个人本身、家庭内部、社会与国家内部、世界和宇宙之间。但是，像正义一样，和谐不仅可以存在于每个层次中，而且可以存在于多个层次的组合中，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另一方面是不同的个人之间，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不同的国家和文明之间。儒家对和谐的理解是有根有据的，并认为这些生活层面的差异和不相似是它们相互协调和彼此理解的条件。

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和谐不仅承认多样性和差异，而且还需要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也不可能有和谐。

作者简介

凤玲

O.V. Migunova

哲学博士，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俄中友好协会执行会长，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国与亚太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