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国十种传统名花挑选“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评选”被举行。作为结果，梅花、牡丹被评为第一名、第二名，水仙入选为第十名。投票以上海为中心举行，而且中国南方（淮河以南）比北方的植物种类丰富，梅花等南方植物的优势会比较明显。不管怎么说，这种“传统十大名花”被广泛接受，就像在国花选定争论中一定会被提到一样。

水仙被认为是野生在浙江省和福建省，所以不少人认为其是中国原产植物。但是水仙只分布在人类生活空间附近的场所，而且由于其是三倍体，植物学家陈心启（1982）做出水仙是外来植物的结论。于是，财政学者卢履范（1985）反驳说“完全不知道祖国历史的诽谤不可原谅”，争论勃发。这样的反驳也是水仙被认知为中国传统花卉的佐证。

西域盛开的奇幻芳草

“水仙”这个名称虽然是从很久之前就有的，但它不是植物名，是溺水死亡者的幽灵或者水中神仙等意味比较模糊。在古典书籍里出现的“水仙”不仅仅局限于水仙。水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鉴赏的？最确切的说法是李时珍发现的《酉阳杂俎·木篇》（9世纪上半叶）中的下一篇文章。

捺祗生长在拂林国。 茎高三四尺（1米左右），根为鸭蛋大小，叶与野蒜相似，叶中心有线，非常长。 茎的前端有六瓣花。 花瓣呈红白色，花中央呈黄红色。没有种子。冬天发芽，夏天枯萎。和荠麦（似是“荞麦”之讹）很像。 把榨花得到的油涂在身上就可以抵御风寒(外来病因)。这些都是拂林（叙利亚）国王和贵族使用的。

李时珍发现该文与水仙基本一致，并记载于《本草纲目》( 1578年)。 1919年，出生于德国的美国汉学者劳费尔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列举了在中东各种语言中水仙被称为nargis（如波斯语“نرگس”）。 劳费尔所用的版本，“捺祗”作“㮈祗（nai-k*i）”（《Sino-Iranica》第247页）， “捺”和“㮈”字音是不同的。于是，笔者简单考证一下字体和字音。通常来说，生僻字容易误为常用字的情况较多。但在这两字的情况，似乎不一样。《酉阳杂俎》善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皆作“捺祗”。由此推之，这个名称原本是纯音译，未必使用植物相关部首。但后人由于所描述的是一种植物，手字旁在传世过程中遂讹为木字旁。在现代汉语语音中，㮈音奈，捺音纳。但唐代字音中“捺”是入声，“捺祗”读作“natchi”（“nɑt̚ t͡ɕi”)

段成式写道:“如果把榨花得到的油涂在身上，就不会引起感冒(导致疾病的外在因素)”，所以听说水仙花有预防疾病的效果。这水仙油方法早已在古代罗马迪奥斯克里德斯(Πεδάνιος Διοσκουρίδης)撰写的《药物志》有记载（时间正好接近于中国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

金陵本《本草纲目·水仙》

在欧洲至今仍然蒸馏水仙的球根，将其精油作为可涂抹药类使用。蒸馏技术确立于8-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酒精蒸馏也成为可能。但是，那个技术不能传到敌对的唐朝，段成式也无法知道。大概在唐朝灭亡后不久，蒸馏制作的香水开始传入中国。显德五年(958)，占城(现在位于越南中南部的王朝)给后周(统治中国中原地区的王朝)政权，献上了十五瓶装有“玫瑰水”的玻璃瓶。这种玫瑰水一般是将叙利亚产的大马士革玫瑰香水蒸馏而制造出来的，因此可以推测占城在海上交易中得到的东西。同时由于水仙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可以想象叙利亚人也同样蒸馏水仙球根得到精油。

根据北宋初期的钱易《南部新书》等记载，在与后周南接的小国“荆南”，穆斯林商人穆思密(也可能是“穆斯林/muslin”的音译)在江陵(现荆州市)栽培水仙。据说寄宿在他家的孙光宪官员，看到了几瓶浸在水器里的“水仙花”，对于即使过了一些年月也不枯萎的样子感到惊讶。这是水仙在中国栽培的最古老的记录。同一时期的南唐张翊出版了名为《花经》的鉴赏植物的排名表，但其中还没有水仙。那个时候水仙还是西域的一种罕见花。

 据说花盆最初是与佛教献花一起传入中国的，是保留西域余香的习俗。中国的正史有一个故事，五世纪末，得知生母阮淑媛病危的萧子懋流着眼泪向莲花许愿，结果七天的物忌后，莲花呈现出更鲜明的红色，还长了细根。这只荷花原来是佛僧们剪下来放在装了水的铜瓶里的花。不过，当时的剪下来的花大多放在水盆里，花瓶的普及始于宋代。

宋代文人的清玩与水仙

水仙在北宋安定期的11世纪在中国国内迅速普及。 在这个时期，《洛阳花木记》( 1082年序)中作为洛阳的名花列举了“水仙花”，其别名也有“金盏银台”，这个别名充分表现了黄色副花冠和白色花被片的特征。宋代大多写为“水仙花”（诗句是例外），那是“水仙”当时还不是水仙的专用名称。

到了11世纪，诗文也开始吟咏水仙。 俯瞰宋人的作品，水仙与洛神和江妃等河女神相关联的记载很多。 北宋的士大夫（文人官僚）作为书法家而闻名的黄庭坚有一首题为“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诗”的诗。 从荆州的朋友王充道那里收到水仙，咏叹其喜悦的诗，其起句中写道:“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这是以曹植的《洛神赋》中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蓝本的诗，在朦胧月光下，洛神（创世神伏羲之女，溺水于洛水后，变成了神仙。凌波仙子是洛神的别称）在洛水上婀娜地行走的样子，她的薄丝袜子不会湿的样子，和水仙一起咏叹。 另外，南宋杨万里的作品中也有将水仙比作汉水的仙女姐妹“江妃二女”的作品。

就这样，水仙常常和与水有关的仙女联系在一起。 水仙含有胆碱和酪蛋白等有毒物质，食用的话意识模糊，也有致死的情况。 希腊语中“麻痹”的说法是纳尔科(νάρκη)。 因为这个由来，水仙似乎曾被称为纳尔基斯（νρκισο）。在希腊神话中，据说美男子纳尔基索斯(νρκσσο)自我陶醉于映入水面的自己而水死，之后开出的水仙是纳尔基索斯的化身。 东京农业大学汤浅浩史名誉教授指出李白被称为“水仙王”，希腊神话与水仙一起传入中国，根据水的仙人这一形象推定其命名为“水仙”。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的程杰教授注意到上述的穆希米宅邸和王充道都在荆州，指出楚国英雄屈原的传承与希腊神话中的纳基索斯重合，由此产生了水仙这个名字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的花鸟画10世纪在后蜀和南唐发达，黄颖和徐熙等留下了名作。 继承这一系谱（院体画）的是“岁朝图”。花鸟画是华丽的极其追求精致写生的画风，但缺乏跃动感和生命感。 对此不满的是北宋的士大夫，其中苏轼批评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就是说用写生的正确性来评价绘画是幼稚的见解。 这与当时的理学思想和格物探知有着很深的关系。 就算是正确地写生水仙，也无法充分地描绘水仙的美丽和清纯。 因此，首先要仔细观察画的对象，看透其本质。不是把眼中的东西全部都描绘下来，而是把最能表现出其本质特征的部分突显出来，把其他部分省略或简单地画出来，不用彩色，只用墨水画出来。 于是士大夫开始将自己的理想和境遇投影到植物上。 南宋朝皇室的末裔赵孟坚所描绘的《白描水仙卷》和郑思肖的《墨兰图》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时候，南宋处于苦于被原来的忽必烈侵略的立场。 像水仙一样，从作品中也能感受到他积蓄美德、清廉毅然地生活的决心。

当时的日本也抵抗着忽必烈的威胁，因此与南宋的交流比较盛行，也有从圆尔入宋僧和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定居在日本的渡来僧。 南宋的花卉文化也通过禅僧传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形成。 那个时候江南和福建开始栽培水仙，可以认为有可能是他们把水仙的球根带到了日本。 但是，在日本文献中可以确认水仙的现存史料中，室町时代的《下学集》( 1444年）是最早的。

此时，北宋时期的医药书中未见水仙的药用记载。而西班牙南部马拉加人al-Bayṭār (1197年～1247年）记载过水仙油的药用。他的《医药及食品的百科全书 (Kitāb al-Jāmiʿ li-Mufradāt al-Adwiya wa-l-Aghdhiya)》分类并记载1400多种药物，堪比中国北宋时期的《证类本草》（唐慎微收载了1748种药物）之大。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称al-Bayṭār为“西班牙穆斯林的植物学家、药物学家，在伊斯兰世界和中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

明清时期的水仙

明朝后期的文人袁宏道在《瓶史》( 1600年刊)中评价水仙，“腊梅以水仙为婢……水仙神骨清绝,织女之梁玉清也"。 同时期的张谦德的《瓶花谱》( 1595年刊）中有鉴赏植物的编号表，水仙与兰花・牡丹・梅・腊梅・菊花并列，被分类为最高位的“一品九命”。 水仙在明代受到如此高的评价。

在介绍阿拉伯药方的《回回药方·折伤门》(十四世纪后半)中写道:“治凡胃经肝经并合各体跌磕伤者······绿豆······已上药捣研细······若病之一体，属筋经，加葡萄酒与纳而各西油〔即穿花草油〕相和用”。 “纳而各西”是水仙，其精油作为药物使用，可以知道其别名为“穿花草”。

《回回药方·折伤门》

之后，在十五世纪胡濂的《卫生简易方》中，为了治疗妇女的五心发热(更年期障碍引起的火热)，将水仙花和干荷叶、赤芍药做成粉末，用白开水冲着喝，就会退烧。 水仙在中国的药用可以从十五世纪左右开始确认。

 目前水仙主要生产于福建省(漳州等)，被送往各地。 春节的一个月前，买了休眠处理过的球根，用小刀削，雕刻球茎的特殊处理。 于是，叶子垂直伸长后，弯曲缠绕在一起。 鉴赏这个成为春节的一种度过方式。

 水仙是从西域传入的外来植物，其高洁特别受文人喜爱，成了中国传统的鉴赏植物。 明代和牡丹、梅花并称，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并且成为了十种传统名花之一，也成为了春节的风物诗。

本文作者

KUBO Teruyuki （久保辉幸）,日本东京人，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兼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兼任大阪府立大学客员研究员、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武汉工程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东亚医药史、农学史、文献学、训诂学、外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