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4年，中国电影市场奇迹般地保持了30%以上的年票房增长速度，中国电影不仅从濒危状态中凤凰涅槃，而且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第二大电影市场。进入2016年之后，中国电影似乎迅速地进入了一个发展调整期。票房上涨速度明显下降，有的档期甚至出现了近十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这种现象既是对上一年度在互联网和资本推动下非常态增长的“补偿”式调整，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常态发展期。靠改革带来的市场红利，靠互联网介入带来的渠道优势，靠资本带来的利益驱动，开始更多地回归到依靠电影的质量、依靠更多优质电影供给的轨道上来。这似乎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新常态的征兆。

　　这种常态可以看作中国电影创作的新常态。依靠大IP、依靠高颜值和“小鲜肉”、依靠炫技、依靠拳头+枕头+噱头席卷市场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这一年，诸多IP电影，甚至是所谓的“超级IP”电影，尽管在技术上、在视听奇观上相当惊艳，但因为缺乏能够与观众沟通的故事、人物、情感，市场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而仿效前些年高票房类型但缺乏创新的所谓“喜剧+爱情”模式，在这一年也被观众所抛弃；靠炒作、靠营销似乎再也不能让一部艺术质量平平的影片“骗取”观众的信任。质量之外的元素，对于电影市场的影响大大降低了。观众需要更优质的电影成为共识。正因为如此，《湄公河行动》这样的影片就成为本年度最被观众认可的电影之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真实改编原则，典型的“小分队孤军深入”的动作类型片模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制作精神，特别是将国家爱人人的现代主题融入人人爱国家的传统主题之中，使得这部作品能够在电影市场相对低落的状态中异军突起。一方面说明观众仍然需要优秀的主流电影，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电影人可以制作出优秀的主流电影。这一信号的释放，会让更多的电影人意识到，任何急功近利的电影创作模式都是短命的，创作出经得起观众口碑检验的优质电影，才是中国电影新常态的核心。

　　中国电影的新常态同时也是电影观众的新常态。前几年，由于电影市场的急速扩展，大量缺乏电影观看经验的“新观众”、特别是“网生代”观众进入电影消费，“小镇青年”“网感”“搞笑”“逆袭”等等似乎成了电影观众的共性。然而，当观众的观影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的观影诉求会越来越高，他们的观影多样性特征也会越来越突出。2016年，所谓的“爆款”“黑马”电影越来越少，但是分众化、差异化的电影观众却越来越普遍。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创作的一部手法传统的纪实风格电影《百鸟朝凤》，在超长的放映周期中，取得了超过7000万以上的票房成绩，这至少说明中国观众对非商业电影的接受能力在明显提高。这一年，包括具有一定表现主义风格的《路边野餐》《长江图》这样的非常小众的艺术电影，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中国观众的差异化审美正在形成。而陆川导演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创造了超过8000万的电影票房，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说明继前一年的《喜马拉雅天梯》等作品之后，纪录片正在成为影院电影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电影观众的可喜变化，必将促使更多的电影人关注电影的创作质量，创作出更多样化的电影作品，满足观众日益提高、日益分化的需要。

　　中国电影新常态还体现为电影风格和类型的多样化。香港武打、警匪片，内地喜剧、爱情片，一直是国产电影的支柱。而随着IP电影的出现，玄幻片开始批量出现。2016年，既有《美人鱼》《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叶问3》《盗墓笔记》《寒战2》这些主流的商业电影类型，也出现了《大鱼海棠》《摇滚藏獒》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动画电影，还有《七月与安生》《追凶者也》等一批风格独特、定位准确的中小成本影片。而《驴得水》这样根据舞台剧改编的、带有荒诞性色彩的讽喻喜剧更是一个惊喜，使近年来比较低迷的喜剧电影创作在滑稽剧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既说明电影创作环境已经具有更大的包容和开放度，也说明中国电影人仍然对中国现实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关怀。

　　同时，中国电影还体现了一种更加具有启示意义的新常态，就是文化价值观的新表达。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某些国产电影，常常过分呈现暴力、情色，过度为搞笑而搞笑，甚至有的影片过度炫耀“白富美”“高富帅”这种庸俗价值观，还有的影片将欺骗、阴谋、急功近利、阳奉阴违作为一种人格魅力加以呈现，受到了各方面普遍的非议，但是本年度的中国电影在价值观呈现上都有了比较明显和自觉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主流电影开始将价值起点建立在对个人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尊重上，表现人与人的互助互爱，表现人为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努力和奋斗，表现为了捍卫人的尊严而流血和牺牲。中国电影的这种价值观传达，与大众共鸣、与国际语境都更为贴近。

　　2016是中国电影的“小年”，优秀作品的数量、质量与观众的期待还有差距，市场的增长也没有达到年初的过高预期，特别是电影人才和电影工业的成长还任重道远。但种种新常态却呈现出中国电影的新气象。放慢一点脚步，也许才能更好地不忘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是中国电影的调整之年，也是中国电影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的一年。从走得快到走得稳、走得好，也许正是当下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转变。

　　尹 鸿（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